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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金融“滑鐵盧”

2020年04月04日  07:00   21世紀經濟報道   辛繼召  

投資人、銀行業認為零售業務占全部業務比重越高越好,但任何事情都是過猶不及,對公、零售占比到底多少才適合國情,沒有科學的結論。

中國的零售銀行走到一個關鍵階段。

新冠肺炎疫情重創消費貸款、信用卡等零售金融業務,銀行對公信貸投放創下歷史新高,個人消費信貸等投放則創下歷史新低。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一些股份制銀行內部近年來已開始反思“大零售”發展策略問題。招商銀行行長田惠宇表示,目前招行零售占比超過55%,該行此前提出的五年規劃大概在60%左右,但這次疫情也讓招行重新思考戰略定位、戰略規劃的適當性。

60%也是一些銀行對個人零售業務的心理比例,但這一比例是否合適,并無科學定論。從銀行財報看,建行、農行個人貸款占比已超40%,招行、平安、中信、光大個人貸款占比均突破40%,占比最高的平安銀行已近60%。

“零售之王”重新思考零售,或許是個信號。

疫情沖擊零售始料未及

4月3日,銀保監會副主席周亮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說,據統計,一季度銀行業各項貸款新增近7萬億元,同比多增1.18億元,有力支持了實體經濟發展。按此計算,按照1-2月份貸款增量4.25萬億計算,3月份貸款增量可能達到2.8萬億,明顯高于去年3月份的增量和市場預期。

不過,根據Wind數據,2月住戶部門貸款減少4133億元,其中,以個人消費貸款為主的短期貸款減少4504億元,以個人按揭貸款為主的中長期貸款增加371億元。2月居民短期貸款下降4504億元,創2007年有數據統計以來新低。從需求端看,1月以來,汽車、智能手機等個人消費相關產品降幅較大,運輸、旅游和餐飲業大幅萎縮,這些產品原本是消費貸款和信用卡貸款的主要流向。

疫情之下,零售的遇挫,也使得一些銀行開始思考新的戰略方向,特別是對公、零售應當如何協調發展。

國有大行在國企、大型民企等傳統對公業務具有極強的競爭優勢,近年來業務中心開始強調小微金融、個人客戶,以補足零售業務“短板”。一些股份制銀行在轉型“大零售”的同時,開始意識到對公“補短板”不足對零售業務的掣肘。

首先面臨的問題是“資產荒”。銀行對公業務是財富管理的核心資產來源,但銀行面臨越來越大的向財富管理客戶提供高收益資產的壓力。

“我們行董事長讓資管部供應幾千億(非標等)資產到零售銷售端,但分行根本就報不上來資產。”一位股份行戰略部門人士說,對公業務發展不起來,銀行就沒有財富管理產品可賣,怎么吸引客戶?該行于是重提對公,改變以往過于偏重“大零售”的做法。

財富管理是零售銀行的核心業務之一,商業銀行高管意識到迅速做大銀行理財規模的重要性。2019年銀行理財規模反彈,工商銀行、招商銀行的非保本理財規模已達約2.6萬億元、2.3萬億元,建設銀行、農業銀行的非保本理財規模也接近2萬億元。“我們最核心的目標是做大理財管理規模,或是凈值型產品的規模,理財管理費收入、中間業務這部分的收入是水到渠成的結果。”招商銀行行長助理劉輝在該行2019年業績會上說。

在“資管新規”轉型背景下,銀行通過結構性存款、大額存單等表內產品,以及理財等表外產品來承接原保本理財。對于前者,“息差”下降壓力使得銀行開始控制主動負債。例如,招行行長田惠宇在該行業績會上說,負債端今年對結構性存款、大額存單,對客戶主動、高成本的負債來源,無論是從比例上還是總額上都嚴格控制。

對于后者,非標準化債權類資產(簡稱“非標”)仍待整改,唯資管新規延期為銀行留下緩沖時間。例如,建行截至2019年末集團口徑理財產品規模2.15萬億元,理財產品投向上,非標占比最高,規模7214.20億元,占比33.62%。對于7000億非標的整改,建行行長劉桂平在回答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提問時表示,“這是各家銀行在整改過程中遇到的比較難的一個問題。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在對這7000多億進行系統的梳理,同時也在接受監管部門的指導和政策的咨詢。現在監管部門對這一塊資產的整改,以及如何能夠實現平穩的過渡,也在考慮研究出臺一些配套的政策和措施。”

號稱“零售之王”的招行2019年理財資金投資非標資產的余額為2087.28億元。招行行長助理劉輝解釋稱,該行2019年大口徑資產管理業務帶來的中間業務收入是65.58 億元, 同比下降14.18%,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高收益的資產投放收縮,主要是指非標資產。2018年資管新規出臺后,大量非標資產到期,新投放的資產補足不了資產的缺口,整體收益率大幅下行,導致整體理財資產端收益下行較多。

其次是客戶來源。一位華南券商銀行業分析師對記者表示,零售業務的“天花板”是對公業務,大部分銀行零售客戶主要來自對公業務,也就是對公客戶的代發工資客戶。

“雖然線上理財、線上貸款發展最快,但代發工資仍然是個人客戶第一大來源。”他說,問題在于,國企、大型民企等優質客戶大頭在國有大行,股份制銀行放貸、營銷能力跟不上,這部分優質對公戶衍生的個人客戶,就成了股份制銀行的短板。特別是近幾年,逆周期經濟調節的抓手是“穩基建”,這一領域更是國有大行的傳統優勢領域。

股份制銀行開始搶抓這部分客戶。例如,平安銀行2019年零售客戶數9707.73萬戶,較上年末增長 15.7%;該行代發及批量業務(批量業務是指以公私聯動為主所帶來的其他可批量獲取優質零售客戶的業務)的企業戶數32738戶,同比增長22.0%;有效客戶數279.76萬戶,同比增長5.7%,帶來客戶存款余額 886.45 億元,較上年末增長 27.5%。

在此情況下,專注于“大零售”轉型的股份制銀行,開始重新意識到對公業務的重要性。

零售占比多少才好?

“我們也在思考一個問題,零售的占比是不是越高越好。”田惠宇在招行業績發布會上說,這幾年大家都普遍看好零售,都說零售占比高的銀行抗風險能力強、波動小。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零售占比越高越好。

田惠宇說,目前招行零售占比超過55%,該行此前提出的五年規劃大概在60%左右,“我認為這個規劃是合適的。”但這次疫情讓其重新思考戰略定位、戰略規劃的適當性。

“零售之王”要“重新思考零售”,該如何看待?

“根據我們測算,今年比較確定的是,對公貸款增速肯定高于零售。”一位券商分析師說,“對零售重新考慮由招行行長說出來,不一般。”

田惠宇的思考是,零售業務如果沒有特色以及強勁的“兩翼”(公司金融和同業金融),“一體”(零售金融)也走不遠。一是存款的支持,去年招商銀行客戶存款日均數不到4.7萬億,其中將近3萬億是“兩翼”客戶提供的,所以“兩翼”客戶對存款的支持,特別是低成本存款支持特別明顯;二是產品的支持,零售大量產品是“兩翼”提供的,資產組織也是“兩翼”的;三是互聯網、大數據時代,零售業務客戶數字化入口很多就在“兩翼”,這是招行的獨特優勢。有了這些思考,今年開始,招行將在打造“一體兩翼”有機體方面投入更多精力。

“零售轉型對大型商業銀行和商業銀行概念相同,內涵不同。”4月3日,一位大行總行人士對記者直言,國有大型銀行傳統上對公業務強大,零售轉型的涵義是提高零售業務占比,但對于招行、平安等股份制銀行,傳統上就是零售銀行,如果零售轉型還是以規模擴大為目標,顯然就是走錯了方向。

他說,銀行的轉型應該是結構調整,總體戰略互相配合。從總體發展上看,股份制銀行更應該提高對公業務能力。零售、對公業務占比到底要有多大并沒有標準答案,當前經濟形勢下對公業務占比40%-60%都在合理范疇,但目前各家銀行都在往零售業務超50%的方向轉型。

從銀行財報看,建行、農行個人貸款占比均已超40%,建行零售業務利潤總額超過了對公2倍,且已接近工行。

截至2019年末,工農中建交郵儲六大行的個人貸款規模分別是6.38萬億元、5.39萬億元、5.05萬億元、6.48萬億元、1.75萬億元、2.75萬億元,占全部貸款的比重分別是38.1%、40.4%、38.62%、43.12%、33.08%、55.30%。其中,工行、建行的零售金融利潤占全部利潤的39.0%、43.12%。

股份制銀行零售業務利潤占比也普遍偏高,招行、平安、中信、光大的個人貸款占比均突破40%,占比最高的平安銀行已接近60%。

截至2019年末,招商銀行零售貸款2.36萬億元,零售金融業務稅前利潤同比增長14.00%至664.17億元,占比上升1.99個百分點至56.70%; 平安銀行個人貸款1.36萬億元,占比提升至58.4%,企業貸款占比下降至41.6%;零售業務凈利潤194.93億元,同比增長13.8%,在全行凈利潤中占比為 69.1%。

“投資人、行業內,有一種聲音認為零售業務占全部業務比重越高越好。”一位招行零售業務人士表示,任何事情都是過猶不及,包括國內銀行業對標的零售銀行——美國的富國銀行。該行內部并沒有宣導如何強調對公,他個人認為,這個比例多少合適,還需要摸索。

“對公、零售占比到底多少才適合國情,沒有經過科學分析后的結論”。另一股份行總行人士表示,該行此前將內部資金轉移定價全部轉向零售,但現在來看過猶不及。該行內部對公、零售的信貸投放預估比例是4:6,“從去年開始,是再發展對公的時候了。”

究其原因,經濟進入“存量時代”,銀行需要“戰略意識的回歸”。

重新思考的是戰略

七八年前,銀行業強調“大同業”“大資管”;兩三年前,銀行業強調轉向“大零售”。

“原則上來講,銀行零售占比是要下降的,從新增下降逐漸帶動存量變動,回歸一個相對正常的狀態。”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曾剛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過去幾年零售金融大幅增長,既有消費增長、消費金融加杠桿的原因,也有投資需求不足的原因,未來可能會出現經濟結構上的修正,銀行資產投向的重點在產業端。

信貸投放是一個給經濟“加杠桿”的過程,發展“零售金融”的后果就是居民部門杠桿率(債務水平)不斷提升。

從杠桿率來看,根據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的統計,2017年宏觀杠桿率僅上升了2.4個百分點,2018年甚至下降了1.9個百分點,2019年又上升了6.1個百分點。這其中,居民部門是近年主要驅動力。歷史上,居民杠桿率增幅較高的年份是2009年(5.6個百分點)、2016年(5.5個百分點)和2017年(4.0個百分點)。到2019年末,居民部門杠桿率為55.8%,相比于2018年末的52.1%上漲了3.7個百分點。

表現特征是,2019年末我國居民短期消費貸款9.9萬億元,占居民全部債務的18%。近十年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持續下行,與居民短期消費貸款變動趨勢基本保持一致。這兩個指標在2017年開始出現背離,并于2018年初結束,繼續保持下滑態勢。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后果,一方面是信用卡等零售業務逾期率驟然上升,另一方面,一些銀行也將今年信貸投放的重點轉向對公業務。

農業銀行行長張青松在業績發布會上說,“我們利用自己的信息管理系統,對涉及的貸款逐戶逐筆數以十萬億的量級進行量化的場景分析和壓力測試,重點對受疫情影響較大的行業、地區和客戶進行風險評估和風險監測”。田惠宇也說,“招行每年都做壓力測試,但是唯獨沒有做疫情下的壓力測試。”

交通銀行副行長侯維棟說,今年交行的資產質量可能會有一定程度的反彈,與銀行同業資產質量影響是基本一致。目前,一是信用卡資產質量受到明顯影響;二是潛在客戶風險的暴露會加快,有些地區受影響較大;三是部分優質客戶可能會發生一些財務困難,償付能力和抗風險的能力下降;四是清收保全工作進度有所延后,疫情之后將進一步加快。

田惠宇透露,疫情主要影響零售業務中的信用卡和小微、房貸。2月份,零售金融的借記卡、信用卡獲客數量大幅減少,小企業獲客也大幅減少。信用卡和個貸客戶的還款能力和意愿在下降,信用卡、房貸、小微2月份逾期率同比大幅提升。

“我們本來今年要投放信用卡。”一位股份行人士也表示,該行去年在信用卡領域配置不小的額度,計劃今年繼續發力信用卡,但1-2月信用卡報表“慘到沒法看”,不得不修改投放計劃。一位大行華東分行人士表示,“2月逾期貸款壓力很大,特別是個人和小微企業客戶。各家行都在創新線上業務,以爭取一定的對沖作用。”

疫情暫時抑制了消費,但很難判斷消費是否“報復性”或“修復性”反彈,也就很難推測消費金融的趨勢。從短期看,疫情使得銀行信貸投向“穩增長”等對公領域。

而在2019年,從銀行財報看,銀行新增貸款主要投向零售端的按揭、個人經營性貸款以及靈活性更高的票貼,消費貸款與信用卡貸款有所控制;對公貸款中制造業、批發零售、采礦業等不良率較高的行業壓降,交通運輸、金融地產、水利環境、租賃商業等平臺/地產類貸款增配。

一位華南股份制銀行人士告訴記者,該行一季度的信貸投放重點除了基建,就只看疫情影響相關企業,以及頭部的餐飲、地產支柱產業。

農業銀行副行長張旭光說,疫情發生之初,部分行業和地區信貸需求受到一定影響。從一季度情況看,隨著全國疫情的逐步控制,企業復工復產以來經濟活動加速恢復,信貸需求體現了強勁回升,農行貸款投放較去年同期增長,新增貸款主要投向了穩投資的相關領域。

居民債務水平相對較高,疫情沖擊又給了零售銀行較大沖擊,這成了銀行業思考戰略定位的契機。

“銀行業務結構變化經歷一個動態過程,與經濟周期波動、監管環境有關。”曾剛說,新冠肺炎疫情等系統性沖擊銀行業時,逾期貸款催收受嚴格限制,風險抵御能力比較差的銀行就“裸泳”了。“錯誤的時間,無所謂正確的方向”,銀行是順周期行業,不能在產業下行周期時去事業部改革。如果看到其他零售銀行做得好,最近兩三年才開始發力零售,與缺乏實力的互聯網平臺合作放貸,這種被動跟隨既在戰略上比較被動,效果也不會太好。

另一股份制銀行人士表示,銀行更需要“短板理論”而不是“長板理論”,經營風險(收益滯后性)的原因,銀行必須要平衡安全性、流動性、盈利性,否則即使某個階段某個業務出色,長期競爭力依然不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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